知识分子对市场从来就没有过好感：在他看来，市场永远都是庸人聚集的场所，是靠卑俗的动机推动的。这位知识分子，不论他是生活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他把经济生活看成某种令人厌恶但又不得不做的事，因而永远也不能让其太过突出或占据主导地位：还是生活在现代，他对那些新潮玩意儿和麦迪逊大街搞出来的广告宣传很不屑一顾；总之，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则是基本相同的。

当然，我和在座的各位都算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我理所当然是个知识分子，因为我是个大学教授，我花在买书上的钱，要超过花在打高尔夫球上的钱。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因为你们跻身于全国人口中最聪明的十分之一之列，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继续进研究生院深造，你们更希望自己成为联邦参议员或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不怎么看得上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老总的位子。我想提出供我们大家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应当热爱市场，即便是一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经济学教授也不大可能说五位拍卖师的叫卖声，要比某曲莫扎特的五重奏更动听。相反，我的问题：市场有哪些不招我们喜欢之处？我们是否可以确信，我们的态度对社会有益？

(相关资料图)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从某种重要的角度看，人们本来是指望知识分子对我所称之为市场的私人企业制度秉持一种非常友善的态度的。

首先，请允许我从比较现实的角度来观察知识分子，那么，大体而言，知识分子具有比较高尚的品味，他们喜欢喝茶，喜欢穿着得体，生活舒适，尤其是喜欢四处旅行。律师兼经济学家沃尔顿·汉密尔顿（Wal-ton Hamilton）晚年曾说过，我们通常见面时的问候语“天气不错”，其实是农业社会的流风遗韵，当时，人们都希望有个好天气；汉密尔顿希望城市居民最终会彼此用下面的话见面打招呼：\"价格可真低。\"如果汉密尔顿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知识分子见面打招呼时应该说\"Fair Full-bright”。

由于知识分子一点儿都不廉价，所以在现代企业制度兴起之前，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养活大量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在古代雅典，在伯里克利治理的鼎盛时期，全脱产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就只有200人，也就是说，大约每1500人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后来的几乎所有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今天，美国至少有100万知识分子，或者说每200人中就有一个属于知识分子，这还只是那些专门靠笔杆子和嘴皮子生活的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每5个人中起码应该有4个人，应当把我们舒适的生活归功于市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这些教授应该更多地感谢享利·福特本人，而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并散发他的财产的基金会。

市场的生产成就养活了数量大大增加的知识分子阶层，市场的领袖人物自身也一直是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支持者，尤其是对那些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如果有谁问，在西方所有大学中，哪些能最坚定地捍卫、并积极地促进教授们的研究自由？我的回答是，不是那些政治上受到控制的大学，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毕竟，立法机构中具有宽容心胸、可以不理睬公众意见的人士，从来没有过剩的时候。也不是那些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永垂青史的大学教员，比如从1700年到1850年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这里的知识分子甚至要求别人相信，他们已经获得了终极真理，只要每年向学生们播放一遍，这些终极真理就可以永恒地流传下去。不，学术研究气氛最为自由的是，是由那些具有高尚品质的市场领袖人物所托管的学院，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人士几乎可以宽容一切，当然，院系办得过于平庸或骄傲自满者除外。经济学就可以提供很多例子：如果某位教授要公然抨击大企业的某些表现，我就曾经这么做过，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搬到某个由大商人托管的的学校，就跟我一样。

尽管债务并不是友谊的基础，但知识分子确实有更多强有力的理由同情市场：两个领域的组织原则其实是一样的。

企业制度是一套自愿合约体系。在市场体系的伦理中，既不存在欺骗也不承认强制。在一个纯粹的企业体系中，是不可能存在强制的，因为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为每位买主、卖主都提供了另外的选择。一切现实的经济体系中都存在某些垄断，因为也存在某些强制特定个体的权力，但是，这种垄断权力的数量和范围通常都被人们严重夸大了，不管怎样，垄断并不是这套体系的逻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知识界——我说的主要是学术界、但也不仅限于学术界——也是一个自愿性体系。其核心信条是，应该通过自由的讨论、在充分展示证据的基础上形成判断。欺骗和强制同样是学者所厌恶的。思想自由乃是通过学者和观念之间的公开竞争才得以维系的。与垄断权力相对应的权威，是学术研究自由的大敌。学术领域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比企业间竞争还要激烈：法律还对你贬低竞争对手的产品设置了一些限制，而除非你在比较知名的学报上发表书评，否则，你是可以任意诋毁他人的学术成果的。

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中，多少存在某些欺骗和垄断，从而损害市场的清誉，同样，在知识界，也不乏强制和欺骗，这种强制来自奉承拍马者和名流。不过，这些例外情况同样不是学术市场的逻辑所致。

而且，这两个领域都是民主的。知识分子相信，每个有才华、并有学术志向的年轻人，都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管他属于哪个种族，或家境如何。市场也相信，每个能干又有意愿的人都应该可以进入任何产业或职业，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种族和教育背景。事实上，种族歧视在市场上比在政治生活中消灭得更早、更快也更平静，这一点大可玩味。

我们还可以找到学术与市场之间更多类似之处，尽管这不无惹恼所有的教授和大多数商人的危险。因此，我只是想顺便说一句，这两个领域都把相当多注意力放在包装和广告促销活动上，两个领域都对原创性给予了高得离谱的评价。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多细微的差异，比如，知识分子都不想了解市场，而商人则乐意，最起码他相信自己乐意了解知识分子的世界。基本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在理念上还是相信自由市场的，但嘴上说的却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知识分子暗地里多少地同情理解市场，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却是敌意。在知识分子中，对指导经济活动的“利润动机”的轻蔑态度是普遍的，而对利润动机驱使下的行为的不信任，也是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反复指责美国社会是物欲主义的次数，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引用《独立宣言》的次数，而且还把这种指责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

我相信，知识分子的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无的放矢，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伪善的。美国经济生产的很多商品，按照我与很多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标准来看，都是庸俗的，无聊的，或者说是俗气的。但只需随便引用几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判断标准本身就是选择性的。我不想举现在最时髦的例子——又大又有劲的汽车，因为我已经注意到，通常都是那些五短身材的知识分子在批评我们的汽车。不过别的例子也是现成的。我确实对美国绝大多数人的品味不满，因为他们觉得，非虚构类书籍只配那些正在刻苦攻读学士学位的年轻人去读。我也对美国人的音乐欣赏品味不满，他们感兴趣的音乐种类太狭隘，害得家家交响乐团得去申请补贴。当我看到读加尔布雷斯的《富足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的人要比读《国富论》的人多，感到十分震惊。

我提请大家注意，美国公众的品味要比历史上所有大社会公众的品味更高尚，我希望这一事实能让大家稍微消消气，尽管我这样说，可能会冒一些合情合理的风险。绝大多数社会都是由其文化贵族来统治的，事实上，在历史上，人口中绝大多数都不能被当作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为这庞大的人口根本就不识字，受传统约束，绝大多数人在乡下的小棚屋中过着简陋的生活。而我们这个社会的趣味是由这数量庞大的多数所决定的，这个多数慷慨大方，谦恭殷勤，工作勤奋，还有空前数量的人口投入到自学深造活动中，或者是热情地资助艺术事业。我们那些靠市场维持生存的舞台剧，确实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的大众的趣味。

我上面的这些辩解并不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再骂大众的品味应该更高尚一些，本来，知识分子的品味就应该高一些嘛。事实上，更清楚地界定更高的品味的标准，并说服人们向这种标准靠拢，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职责。批判低级趣味是完全正当的，这种趣味越流行，越要进行猛烈的批判。完全不准人们满足某些欲望，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制订义务教育法，就等于要求所有人都不准成为文盲——尽管我们一个强硬的前提，不得在趣味问题使用暴力。

上面我说过，知识分子抱怨人们趣味低下并将矛头指向市场是无的放矢，我想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市场知识用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趣味，不管这种趣味是高尚还是低俗。批评市场满足这些欲望是不公正的，因为很显然，问题是出在大众的趣味那里。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承认，借助批判那些服务于公众的人而含沙射影地攻击大众的趣味，是对民主观念的一种错误的延伸。这就跟仅仅因为长得太胖就对餐馆服务员兴师问罪一样。

为了避免这种反批评，有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则提出，市场广告活动运用种种技巧败坏和扭曲了人们的欲望，然后，市场才告诉人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毫无疑问，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里的道理实在是微乎其微。广告活动在改造人们的意志方面并没有那么至高无上的力量，我们又不是小孩子，盲目地听信广播员的指导就冲进商店去买广告上吹嘘的肥皂。而且，广告本身是完全中性的一种工具而已，它可以被用来传播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信息。汽车企业的广告告诫美国人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喝酒，而波旁威士忌酒（一种原产美国肯塔基州、主要用玉米酿制的酒）的广告则提醒美国人不要在喝酒的时候开车。交响乐团为了与跳舞乐队争雄，也大做广告，并招徕了更多免费听众。我们的大学利用各种形式做广告，事实上，一般的大学情况宣传招贴中都不会阻止第欧根尼（Diogenes）继续寻找诚实的人。

因此，我相信，如果知识分子不是利用广告作为替罪羊，而是直截了当地向公众发出呼吁，反而会赢得坦率和优雅的口碑。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仔细审视自己的趣味，他们还可能赢得正直的美誉：如果一位出色的戏剧演员与哈姆雷特的演出同时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肯定，只有不到一半教授会选择看戏剧。

但是，知识分子提出的主要指控是，市场是根据自利原则运转的，事实上，由于竞争，逼得那些最有博爱精神的商人也不得不变得自私自利。人们通常用一些更中性的词汇来描述自私自利，比如自我中心，贪婪，损人利己，等等，被看成是人性中冷酷的、反社会的因素，他们也谆谆劝导我们，建立在这种动机之上的经济体系根本不配得到赞美。事实上，对于逐利动机的厌恶，是各大宗教中少数几个共有的信条之一。我也认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品质，但是我想我们恐怕很难把它与那些与它有关的更值得赞美的动机截然区分开来。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存谨慎有加，那么，即使这个人没有说出下面的话也仍然是值得称道的：“我之所以躲过了这列正在开来的火车，就是因为我在主日学校的道德课堂上努力学习了。\"只要竞赛或多或少是公平的，那么，运动员竭尽全力以击败对手就是值得赞美的，即使我们希望他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很高兴获胜了，主要是因为满足我的虚荣心，其次才是为Sheboygan高级中学增了光。\"

即使是在与竞技场完全不同的领域，自私自利和某种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说法因而称之为“仁之心”（benevolence）的东西，也是令人困惑地纠缠在一起。我的一生都是在大学里厮混，而且无可否认，我所置身的研究领域和发表文章的竞争是最激烈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同事们的不热衷于名利是无可置疑的：我曾经看到过有某些愚蠢的家伙——比如说政府官员，顺便说一句，也有个人——企图用金钱收买他们的意见，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出卖自己的信念，对此我绝不怀疑。我也确信，很多最出色的数授，以及很多最差的教授，如果从事其他职业，肯定能挣更多的钱。

但是另一方面，驱使我和同事们这么做的动机，却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当我们竭尽全力去解决一个科学难题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只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一点都没有渴望提高职业地位的野心？对此，我表示怀疑。当我们撰写一篇文章以论证他人的著作中存在某些错误的时候，我们除了确实想纠正这些错误之外，是不是也夹杂了展示我们自己的聪明的快感？对此，我不敢打保票。

换到别的领域，情形也差不多。我从来没有看到某位政治候选人对大家说：\"我之所以投入竞选，是因为我觉得，我和我亲爱的妻子、未来的行政助理搞政治要比干别的更赚钱。”我想永远都不会有人这样说。然而，维护公共利益之类好听的言辞背后所隐藏的，则是肆意泛滥的自私自利之心。

有人认为，市场总是特别地强调自利的价值，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一方面是由于这种自利确实多多少少地体现在人的行为中，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相信，一个人有所得，另一个人就必有所失，做生意就好像所谓的扑克友谊比赛，是一种零和博弈。事情并非如此。

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市场参与者的生产活动。与扑克游戏不同，我们的社会的财富以人均水平计算，每25年就翻一番，之所以能翻番，就是由于市场中的人们辛勤劳动和大胆创新。当然，有些人的收入确实是来自垄断而不是效率，来自欺骗而不是生产，但是，他们在市场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充其量不过有10%。市场当然不乏有待改进之处，但是，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赞美市场所取得的伟大的生产成就。

另一方面，我想强调指出，市场创新的绝大多数好处都转移给整个社会分享。一个新点子暂时可以为发明创造者本人带来客观的利润，然而，接踵而来的竞争很快就会使该产品的价格下跌到适度的水平。圆珠笔刚面世时受到那些希望书写流利（在我看来，也就是写起来更流利而已）的动笔杆子的人士的欢迎，每支竟然卖到12.50美元，但很快地，价格就迅速降下来了，你们知道，现在的圆珠笔太便宜了，如果你们竟然没有写出一两本伟大的小说，可不要从经济上找借口啊。在我看来，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在改进我国农村市场销售结构的过程中确实发了大财，但我也确信，美国贫穷农民从他们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收益，肯定要大于过去28年中联邦政府实施的农业扶持项目带给农民的好处。

市场本身已经开始对自己追求利润的行为表示内疚，这个很有趣的事实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在目前的商业界，公共关系跟效率起码一样重要，于是，商界头面人物要把他们向雇员提供的保龄球道或大学奖学金之类的福利项目，列为自己的重大成就向世人展示。现在，连商人们自己都觉得，就吸引公共注意力的效果而言，吹嘘这种利润、以向世人炫耀自己生产现有的产品、引入新产品的巨大效率，已经是一种过于陈旧的想法了。经济学的守护神亚当·斯密曾经写道：\"我实在不知道那些假装在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人士真的做了哪些善事，而这种虚伪做作在商人中则不是很普遍，所以我们不用废什么话劝他们别虚伪。”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劝商人别太虚伪。

还是回头来谈知识分子吧，毫无疑问，他们对于市场利润动机的厌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市场的逻辑和运转方式。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整个20世纪，经济学的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专业经济学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经济学家们也利用了越来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工具，然而，我们与其他知识分子交流的能力却似乎大大地退化了。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前吧，一本经济学专著还可以以这样的句子开场：\"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而今天，经济学专著总是这样开头：\"这本不得不过于冗长的著作将详尽考察一种经济，在此，效用函数的第二变量拥有无穷多的不连续性。为方便探讨这一问题，我假设，每一个体仅消费两种商品，并将在一罗伯逊周（one Robertsonian week）后死亡。我们将不断利用拓扑学这样的初级数学工具。\"

但这种对经济学的错误理解并不是知识分子厌恶市场的全部理由所在：我相信，即使有更多经济学训练，恐怕也不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对通过追逐利润而组织经济生活的体制所产生的本能的厌恶。很多知识分子似乎仍然觉得，一个由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体系，要优越于那种每个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社会体系。这种伦理观一直深深地植根于各大宗教中。

我本人也相信，好社会必然是由那些更加重视他人之福利的人所组成的。但是，这不应当是我们对好社会的惟一的态度，特别是因为，既然是好社会，就意味着人们应当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惟一的限制因素是他人对其信仰和行动所设定的界限。这种伟大的个人自由伦理是与仁爱伦理相冲突的，因为当我对他人行善的时候，我不可能不限制他。是的，我确实可以只是简单地把我的钱给他就走人，但是，在这一极端情形下，我似乎并没有给他戴上锁链，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必然会思考一个问题，他可以再干点什么，引诱我跑过来再给他一次钱。我经常发现，人们似乎不满足于给钱走人，因为施舍人家这么点钱，并不足以改善一个人的饮食、住房或健康，这跟给某人一些汽油从而指望他能多上几次博物馆一样，不会有多大效果。于是，当我给人钱的时候，我也会坚持，这些钱应该花在住房，或者给孩子治病上，或者按我认为对社会有益的方式种植小麦上，或者是购买收藏柏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捐助人总是容易具有家长制倾向（paternalistic），当然，是比较仁慈的那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仁爱就不好，但是，跟别的东西一样，仁爱也可能做过了头。

关于动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动机非常重要？当一个人本来想保护我，但却做砸了，从而伤害了我，我是不是还得赞美他？另一个人是想自己挣大钱，但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很好很耐用的服务，我却看不起他，这是否合适？我觉得，非常奇怪地是，我们的答案恐怕是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其动机：人们对那些没有满足自己需求的善人的反感，似乎要小于那些满足了自己需求的坏人。不过，我要留给你们一个问题：动机真的跟效果一样重要吗？

在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指控中，与人们的惟利是图动机有关的罪状有下面几个：第一，市场体系没有为某些才能和兴趣不在追求利润之经济活动的人士提供机遇。第二，存在着财富不平等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此如果不加控制，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一极是大量穷人，另一极则是少数巨富。第三，市场中的游戏是不公平的，因为就一个人的成功而言，继承大笔财产要比靠自己努力有用得多。下面我将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三种说法。

第一条罪状确实存在，在市场中，如果你没有向他人提供其所需求之物，你就得不到收入。人们确实具有非常多样的欲望，但这种欲望不会多到有人竟然想掏钱雇人去研究古代语言，或者放在60年前，也不会有人想到要掏钱雇人研究量子力学。市场不会建立一支空军或救济穷人，市场更不可能供应婴儿。我的结论是，社会总是需要不止一个市场。

第二条罪状是说，存在着财富不平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还要持续下去，事实并非如此。我其实应该不理睬这种指控，因为我担心自己会遭到“防止虐待稻草人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Straw Men）的申斥，因为稻草人好像还不至于这么多吧。历史事实明摆着呢，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一直在缩小，而这种缩小更多地可以归功于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努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要比中央指令经济或尚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收入不平等更小。

第三条罪状是说，对于市场中的收入分配来说，遗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了。继承一笔遗产当然很重要，但请注意，资产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而遗产还不到全部资产的一半，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0%的国民收入是来自财产继承，这一点对于过高估计遗产作用的人士当不无参考价值。

这么顺嘴说出的几句评论，似乎算不上对遗产的真正作用的有价值的评价。我们应当更仔细地探讨一下遗产对激励的效应；我们应当仔细地分析一下我们一生中所获得的礼物，它们几乎都相当于遗产，我们也应当搞清楚，私人捐助的大学是否给了那些捐助人生活奢华的后裔以照顾——还有，如果没有Tommy Manville，我们是否能看到今日的Carleton 学院。

不过，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可能是，遗产其实远不只是装满有价证券和股票的保险箱。我曾经说过，你们都很聪明，现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你们之所以聪明，主要原因是你们的父母很聪明。你们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尚小的人可能会觉得下面这种说法难以置信：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他对父亲在那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马克自己花了18岁到21 岁这段光阴才学会的东西，感到非常惊讶。不管怎样，天赋的遗传是重要的，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言，天赋的遗传要比财产继承更重要。因此，要全面地考察遗传继承的真正作用，就必须将其范围扩大包括天赋，或许还应该包括名誉、名声，对此，就是联邦司法部长也应当表示赞成。管理我们社会中的继承问题的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确实需要改进，不过. 话说回来了，如果我们并不想让一种天真的平等主义摆布，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搞这种搞笑的改进。

最后一点，我们都对人类的心智、对我们知识分子充满信心，我们也对我们的心智征服那些永远是巨大的无边的无知领域的能力充满信心。但是，我们却没有充分地利用这种心智，对适合于何社会（就其基本文化价值本身而言）的经济组织得出真正的看法。显然，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特性都会受到我们组织管理经济生活的方式的影响，毕竟，整个历史中，人们醒着的时间有一半都是在从事经济活动。

市场对道德具有重要影响，但对这一问题，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实实在在的研究。普通教育、科学进步和民主制度的巨大发展，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地点上，都与赋予市场以生机的自由企业制度如影随形，符若合契。我相信，这种重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过去三个世纪的经济进步既是自由普遍增加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自由市场的鼎盛时代是19 世纪，而那个世纪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是历史上惟一一个比较和平的时代，我相信——不过——不是很有信心——这一事实与自由市场盛行大有关系。我也相信——不过也同样不是很有把握——当时英国公众从激烈的、不守规矩的民众，转变为几乎是苛责自己的维多利亚式操行端正的民众，恐怕也与自由市场大行其道有关。

我的这些信念可能对，也可能不对，but they are not matters of taste. 它们不过是对经济与社会组织间关系的一种推测而已，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经验的验证。我们该做这些事了，已经到时候了。自从柏拉图以降，我们对市场的主流心态就没有任何改变。可能已经到了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对不对？

原题注：我写作本文是为了说服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我们对私人企业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如果本文让商人重新找回自信，我想我不会惊奇的。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欲的后果，不过，一个谴责食人族的演讲人，很自然地会把来自素食主义者的喝彩，看作对其雄辩论证成功的证据，尽管这不大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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